在過去的30年里,全世界見證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奇跡:年均增速約9%、GDP總量翻了兩番,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民營經濟充當了中國令人矚目的GDP增長背后的驅動力。
盡管已有研究用行業數據記錄了中國民營經濟自1978年以來的發展狀況,但是缺乏有效和準確的公司層面的數據來反映中國民營企業的績效。本文以上市的民營企業為研究對象,利用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財務數據,是首個著眼于中國民營經濟公司層面業績的實證研究。
本研究的樣本時間為1999~2004年,樣本包括其間所有中國A股上市公司。研究涉及的上市家族企業有100多家,包括中國一些最著名的家族企業。例如:世茂股份(600823,為許榮茂家族所有);天通股份(600330,為潘廣通、潘建清父子所有)。
研究對民營家族上市公司的定義如下:如果一家上市公司最大的股東是一個家族企業或一個自然人,那么這家公司即為民營家族上市公司。研究一共獲得了6077個觀測值,其中671個來自于家族企業,國企有5406個觀測值。
五項指標
研究采用以下五項指標來比較家族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業績:人均銷售額(revenue per employee)、人均凈利潤(net profit per
employee)、銷售成本比(revenue per unit of cost)、 資產收益率(ROA)和市凈率(market-to-book
ratio)。
前兩項指標人均銷售額和人均凈利潤衡量的是一個企業利用勞動力的運營效率及其盈利效率。由于中國勞動力數量龐大,勞動力過剩一直困擾著中國經濟。因此,將富余勞動力從低效企業重新安置到高效企業,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研究選擇這兩項指標的原因在于勞動生產力對經濟改革至關重要。
第三、第四個指標反映公司的收益率。銷售成本比尤其能夠衡量出一個公司的營運效率,ROA也是衡量經濟效益的一項指標。第五個指標市凈率反映了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估值,因此也可考慮用于反映公司的股市業績。
家族企業業績遠勝國企
表1中的總資產統計值表明,國企比家族企業大得多:國企總資產的平均值和中值分別為24.9億元和12.9億元,而家族企業的這兩個值僅為14.7億元和10.3億元。
家族企業在舉債經營方面比較積極,它們的整體負債水平遠遠高于國企。這與國外的情況有所不同,比如歐美的家族企業負債水平普遍較低。在公司年齡方面,國企年齡平均低于私營企業,這有點令人驚訝。原因在于國企在獲準上市之前通常要經過重組和公司化改革。
研究結果還表明,上市國企的銷售波動性更高。此外,與上市國企相比,經濟制度效率較高地區的民營家族上市公司數量較多。
從表1還可以看出,除了人均銷售額和ROA這兩項指標外,家族企業的所有其他業績指標都遠勝于國企。就運營效率指標,即銷售成本比而言,家族企業的表現比國企要好,而且差別十分顯著。在員工人均利潤這項指標上,家族企業的表現也比國企優越得多。
最后,在市凈率這一方面,家族企業遠遠勝于國企(國企和家族企業的中位數分別為2.671和3.177)。由于市凈率反映的是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的認識,因此這一現象就意味著市場認為家族企業表現較為優異,而且有望在未來進一步提升業績。
業績來自長期學習
研究還根據中國證監會采用的行業分類標準,匯報了國企和家族企業的行業分布。從表2中看到,金屬、公用事業或能源電力行業的民營企業極少,甚至沒有。而在農業和輕工業,家族企業卻常常占據重要地位。
表2排除了一些家族企業數量極少的行業。研究把家族企業觀察值少于20的行業全部排除,包括“能源與電力”,“食品和酒業”,“金屬”,“公用設施”,“交通”以及“批發、零售和旅游”。
分析結果顯示,家族企業在人均銷售額、人均凈利潤、銷售成本比和ROA上仍然大大超出國企。結果與前述分析基本保持不變。
研究還對兩個子樣本—農業和輕工業行業的企業、重工業和化工業行業的企業進行了回歸分析。我們發現家族企業的業績優越性主要存在于農業和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和化工業。在重工業和化工業,家族企業和國企在所有五個業績指標上均無顯著差異;而在農業和輕工業,除了資產收益率(ROA)外,家族企業都明顯超過了國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農業輕工業等行業開放較早,在資本密集度、監管等方面對民營企業的進入壁壘較低。
家族企業主要在其已經長期扎根的行業內表現優越,說明家族企業需要時間了解自己所處的特定行業、需要長期的學習過程才能產生優秀的業績。
業績領先五大原因
根據現有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理論,造成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業績差距的因素主要有五個:委托人與代理人的沖突、簽約能力、軟預算約束、企業文化和組織架構。
委托人與代理人的沖突(Principal-agent Conflicts)
民營企業中,所有者同時也是企業管理者,企業和股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協調一致;相比之下,上市國企的目標不但包括利潤最大,也包括社會福利和其他非經濟目標,而二者之間很可能會有沖突。
國外的研究表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公民之間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由于雙方追求的目標極有可能不一致,因而產生了代理成本。政府追求的不只是利潤最大化,還有社會福利以及其他非經濟方面的考慮。此外,國企實際上要受到各種政府部門的監控,而這些部門之間本身就可能存在著利益沖突。比如說,國企可能同時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各個政府部門的監控。這些政府實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了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問題。
民營企業的管理團隊由創辦家族中的主要成員組成。所有者兼任經理人的方式,避免了諸多代理問題。有關企業并購的研究也證明,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效率越高。股權集中的情況下監督成本較低,這就意味著家族控制的企業效率更高。
簽約能力(Contracting Ability Issues)
經濟學文獻表明,即使政府和公民一致同意將利潤最大化作為國企的唯一目標,簽約能力也會導致國有制企業的效率低于私有制企業。
一般來說,民營企業的監督機制更為廣泛。公有制和私有制下的企業表現不同,并不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下組織追求的目標不同,而是因為即使有著相同的目標,影響雇員和組織“所有者”的成本-報酬制度也不同。國營公司的所有者(國家公民)由于其分散的特性,較難與其經理人簽署完整的契約,這就很難將經理人的激勵機制與他們的決策所產生的利潤相掛鉤。
相反,家族企業往往更容易解決這個問題。家族精神決定了公司的主要價值觀、準則和態度,因而家族企業有著更加明確的文化。而且家族成員從小就接觸自家公司,因而對其十分了解。經理人受家族控制的監督和約束,因此家族控制的公司不大可能有明確的激勵補償計劃,在家族控制的公司內,由創辦家族成員擔任的CEO薪酬和獎金都要比非家族成員的CEO少,有研究發現,來自創辦家族經理人在提升公司業績方面比非家族成員經理人更加積極。家族控制能夠改善監督,內控更為有效。
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
軟預算約束保護國有企業免受市場法則的影響,而這恰恰是關系公司生存能力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
軟預算約束的概念被描述為:公司入不敷出時,政府機構不斷為其提供救助。軟預算約束使公司相信,無論蒙受多大損失,政府都會解囊相助。國企經理人相信在任何時候,一旦公司陷入困境,政府都會伸出援手,因此他們往往會輕率行事,譬如投資于凈現值為負數的新項目。這種輕率行為將最終導致公司陷入財務困境。軟預算約束已經成為國企低效的一個重要根源。
家族企業的運營環境則迥然不同。經理人能夠調整資本結構來滿足自己在風險和收益方面的偏好。家族企業的經理人個人在公司內擁有大量財務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比國企的同行們更加謹慎勤勉地開展業務。
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企業文化是造成家族企業和國有企業業績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常常與一個公司的外部適應能力及內部整合能力息息相關。
中國家族企業常由一位家長式的人物領導,家族企業的領導者擁有高度的權威,他也往往將關鍵的活動和職位都委派給家族成員。中國的領導風格從本質上說主要是家長式的作風。中國的CEO很少會說明決策理由,而是更傾向于發號施令—這被稱為“指令式”領導風格。家長式的領導有利有弊。其有利之處在于,在這種企業文化下,家族企業能夠迅速適應外部變化,有效協調內部資源。命令式企業文化對于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公司尤其有利,因為經理人可以迫使初級勞動力接受低薪、較長的工作時間和較差的工作環境,從而把生產成本降到最低。
相反,國有企業往往有為人詬病的龐大的管理機構和層級。即使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由于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國企很難采取新措施,因此它們的管理結構仍然過于復雜和冗繁。國企的文化由此引起官僚作風和低效問題。與私營企業的組織文化相比,國企文化會導致外部適應能力和內部整合效率低下。
組織架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組織效率是家族企業的另一項優勢。家族規模相對較小,這使組織架構更加簡單,能夠讓家族維持其對廣泛商業活動的控制力,也讓決策變得相對簡單。而對國企而言,其龐大復雜的組織架構和官僚等級使得決策過程非常緩慢。一個小問題要經過幾個層級才能獲得解決的情況屢見不鮮。
簡單的決策能夠帶來公司戰略、風險和迅速應對方面的共識,同時還能減少官僚作風下的格式化、僵化以及形式化。因此,與國有企業相比,家族企業更加靈活,能夠極好地適應環境變化。
政府應設計 “行業開放策略”
上述研究結果支持了一項普遍共識,中國越來越依賴于民營企業推動經濟發展,并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研究結果也為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決策參考:為了發展中國經濟、提高效率,政府應該通過提供更好的監管環境、降低有關技術、資金等進入壁壘,使民營經濟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因此,政府部門需要設計一項循序漸進的行業開放策略,來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未來幾年中,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會被創始人傳到第二代手中,這就為研究繼任者和繼任后的業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新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家族企業第二代管理企業的業績,將是一個新的值得研究的有趣課題。